战国后期列国分立,各地风俗、产业不同,各国货币也百花齐放,形成风格鲜明的四大钱币体系。当初,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晋,所以他们三家的货币基本相似。由于地处中原腹地,是传统的农耕沃土,农具在人们生产生活中有着非常重的分量,于是他们的货币仿照农具 “镈” 的样子铸造,形状看起来像个小铲子,名为“布币”。布币的流行,就是中原农耕文明最直观的缩影。齐国与燕国地处东北边境,濒临大海,渔盐商贸发达,兵器、渔刀是当地十分常见的器物,由此便诞生了“刀币”。齐刀厚重精美,铭文清晰;燕刀也就是明刀,出土数量巨大,流通范围很广。那么地处西陲的秦国,则一枝独秀,走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线,先秦时期通行着“圆形圆孔的圜钱”,这种秦币形制简约规整,很方便就能串起来,便于收纳也便于携带。可能也正是因为最终是秦实现了统一,后世两千多年都沿用它发展而来的钱币样式,所以今天我们再看古钱币,总会对这种圆钱生出一份天然的熟悉感和亲切感。圆形圆孔在铸造时有一个短板:浇铸、打磨的时候,钱币容易在钱范里打转,不好固定。工匠们慢慢改良,把中间圆孔改成方孔,这样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最熟悉的圆形方孔钱样式了。南方楚国的货币体系在战国七雄里格外特别,也是四大钱币体系之一。 老百姓日常小额买卖,用的是蚁鼻钱,也叫鬼脸钱,属于铜贝,是贝币的一种金属化。蚁鼻钱个头很小,上面的纹路弯弯绕绕,像蚂蚁趴在鼻尖,也像一张鬼脸,所以才有这个有趣的名字。做大买卖、赏赐或者外交馈赠的时候,楚人用郢爰(yǐng yuán),这是中国最早的黄金货币,也叫爰金、印子金。金版上盖着一个个方形印记,“郢” 是楚国都城,“爰” 是重量单位。它没有固定面值,交易的时候可以切下一块,用天平称重来结算。纷乱多样的货币,适应了列国割据的时代,却也阻碍了跨区域的商贸往来。不同形制、不同重量的钱币不能通用,长途贸易成本高昂。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横扫六国,一统天下,开启了中国货币史上第一次全国大一统改革。秦代废除布币、刀币、蚁鼻钱等形形色色的地方货币,在全国统一推行“半两钱”。钱币上 “半两” 二字,以秦小篆书写,相传出自丞相李斯之手。按照秦代货币制度,一两等于二十四铢,半两即为十二铢。钱币以重量铭文定币值,圆形方孔的样式,兼顾串携方便、铸造稳定的实用需求。自此,圆形方孔钱定型,从而确定了之后两千余年中国古钱币的基本样貌。秦始皇统一货币后,在全国通行圆形方孔的半两钱,将铸币权牢牢收归国家,律法禁止民间私自铸钱。
但难题也随之而来:秦朝疆域辽阔,各地官炉铸造的钱币,轻重、规格很难完全统一,减重劣钱不断出现。
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问:既然秦律规定了,半两钱就该重半两,为什么各地造出来轻重差别很大?首先呢,秦朝是泥范浇铸,不是机器生产。铜水浇筑的过程变数很大,加上古代称重工具精度有限,天然就很难做到枚枚重量分毫不差。
更关键的一点是利益:铸钱要耗费铜矿、人力柴火。同样一份铜,如果钱铸得更薄更轻,就能多出好几枚钱。虽然朝廷明令禁止减重,但秦朝疆域太大,中央对远方郡县铸炉的监管鞭长莫及,地方就容易出现偷工减料的减重小钱。
秦只定下了标准,却缺少长期巡查以及回收劣币的配套制度。加上王朝太短,这套漏洞还没来得及修补,秦就灭亡了,那么这套货币体系里遗留的问题,就自然而然的留给了下一朝。
汉朝初年,朝廷经济凋敝,官府无力垄断铸币。汉高祖、汉文帝直接放开政策:老百姓只要有铜矿,人人都能铸造半两钱。
有钱的诸侯、豪强大量铸小钱。把半两钱越铸越薄、越铸越小,号称“榆荚半两”,薄得像榆树叶。分量严重缩水,名义上是半两,实际连一铢都达不到。劣币横行,好钱被囤积,物价暴涨。
吴王刘濞、大夫邓通靠着开山铸钱,富可敌国,诸侯国掌握货币经济,财力雄厚,这也为后来的七国之乱埋下了经济伏笔。
那么,仅仅统一钱币的外形,管控不住铜料、管控不住铸造环节,货币制度必然崩盘。
汉文帝、汉景帝多次下诏,规范钱币重量,严打私铸,可是利益诱惑太大,私铸之风屡禁不绝。就算到汉武帝即位初期,依旧乱象依旧:各个郡国各自铸钱,钱币轻重、大小没有统一标准,劣币泛滥,物价动荡。
于是汉武帝吸取秦、汉初几代的教训,彻底收回全部铸币权,设立上林三官,由中央官府独家铸造五铢钱,推出治本方案:
第一,规定钱币法定重量为五铢,用重量锁定币值,杜绝随意减重;
第二,收回全部铸币权,只允许长安上林三官铸造,全国禁止地方和民间私铸;
第三,加厚钱币外郭,防止有人打磨钱币边缘盗取铜料;
第四,配套旧币回收、查验追责的制度。
“铢”是汉代重量单位,一枚钱币标准重量就是五铢(约3.5~4克),钱币自重和币文重量完全对应,所以叫五铢钱。圆形方孔,钱面带外郭,防止人们磨边盗取铜料。
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正式铸造五铢钱,一直用到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废止。汉五铢钱前后沿用739年,是中国历史上通行时间最长、生命力最强的钱币,号称“长寿钱”。
到了唐代,标志性的变化来自开元通宝。它打破了自秦以来 “以重量命名钱币” 的传统,不再叫几铢几两,开启了年号钱的先河。宋元商业迎来鼎盛,街市繁华、跨区域大宗交易络绎不绝。铜钱沉重,长途携带极为不便。北宋时期,四川地区诞生了“交子”—— 世界上公认最早的纸币。明清时期,随着海外贸易发展,大量白银流入国内,慢慢形成“银钱并用”的格局。白银承担大额交易,缴纳赋税、长途买卖多用银;铜钱负责市井小额消费,买菜、购物、日常花销,钱银搭配,支撑起了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转。在货币诞生之前,先民们依靠“以物易物”完成交换。用粮食换兽皮,以陶器换布匹。这种方式简单直接,却有着天生的局限:想要完成交换,必须双方恰好各有所需。有谷物的人想要麻布,可拥有麻布的人并不需要粮食,交易便就此卡住。随着物产日渐丰富,跨地域交换越来越多,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所有人都认可、方便携带、易于计量的中间媒介,货币由此慢慢登场。上古时期,产自海边的海贝,成为中原最早广泛流通的实物货币,也就是“贝币”。它小巧光洁、质地坚硬、方便清点,不易朽坏,完美契合早期贸易的需求。也正因贝是财富的象征,我们汉字中,财、账、货、购、贡、贪、贵,这些和钱财、交易相关的字,几乎都带着 “贝” 字旁。海贝的流通持续了很久。等到商贸规模扩大,天然海贝供给不足,古人开始用铜铸造仿贝,金属货币就此萌芽。南方楚国流行的“蚁鼻钱”,又叫鬼脸钱,就是典型的铜贝,是贝币金属化的产物。体量小巧、形制独特,带着浓郁的南方地域特色。战国时期,随着冶炼技术的提高,铁制农具得到改进,种类不断创新。秦汉时期,“大一统”国家政体的确立,使耕地面积不断扩大,耕作技术随之进步,铁犁牛耕迎来了大发展时期,也催生了精耕细作生产模式的出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和土地利用率,促进了农业的长足进步。很早的时候,古人依靠木石农具耕作,十分费力。春秋时期,铁器和牛耕出现,耕地效率迎来一次飞跃。到秦汉,冶铁技术成熟,长辕犁广泛推广,画像石里经典的“二牛抬杠”就是它。它力量足、适合北方大片平整田地,支撑起秦汉的农耕根基,但这种犁有个很大的短板:辕又长又直,没有可以转动的连接结构,转弯特别笨重,在小块的水田里面很难掉头,所以哪怕三国时期东吴盘踞江南,但因为当时江南的水田比较细碎,开发程度也是很有限的。到了唐代,江东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江浙一带,诞生了划时代的农具——曲辕犁,也叫江东犁。晚唐陆龟蒙写了《耒耜经》,把曲辕犁的全部结构、部件名称记录下来,这是我们今天了解曲辕犁最重要的文献。我们看它的结构,和汉代直辕犁差别很大。首先最显眼的就是弯曲的犁辕,比从前的长直辕短了很多,轻巧省力。在曲辕最靠前的位置,还有一个很容易被示意图忽略的部件,叫做犁盘(图中犁槃)。犁盘是一块横木,一头连着犁辕,另一头接上套牛的牛轭,它可以自由转动。有了这个可旋转的犁盘,牛转身的时候,犁不用跟着生硬扭转,在一块块狭小的水田里面掉头灵活自如,完美解决了老式长辕犁“回转相妨”的难题。除了犁盘这个巧思,它还有一套可以调节深浅的机关:犁评、犁箭、犁建。推拉犁评,就能控制耕地的深浅,想要深耕、浅耕都能灵活调整;前端的犁铧负责切开泥土,犁壁顺势把土翻过来、打碎土块。曲辕犁轻便、灵活、可调深浅,专门适配江南的水田。正是这一项农具革新,大大降低了江南水田开垦的难度,让江南的耕地越来越多,粮食产量持续上涨。等到唐代曲辕犁普及之后,江南的开发一路加速,再往后历经几代发展,到南宋,经济重心南移正式完成,“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广为流传,太湖一带的江南,就慢慢成为了家喻户晓的鱼米之乡。曲辕犁的出现,标志着我们中国传统步犁的基本定型,是古代农耕智慧的高光时刻。农业的进步则使得粮食有了富余,于是西汉时期的墓葬里,出土了非常多的储粮容器,眼前这一排,就是汉代的彩绘陶仓,是陪葬明器。古人其实挺讲究的,他们把方形粮仓叫仓,圆形粮仓叫囷(qūn),所以陶仓、陶囷都是汉代非常经典的陪葬明器,有的出土陶囷壁上还写着字,标注里面装的是小麦、大豆、白米、黍粟,分门别类存放粮食,管理特别清楚。可以看到它做成带屋顶的房子模样,侧面开小小的窗洞,这个小孔不是门窗,是用来通风防潮,防止粮食发霉,说明汉代人早就懂得储粮的智慧了。汉代人讲究“事死如事生”,把陶囷、陶仓做成模型放进墓里,是希望墓主人在另一个世界也粮草充足、衣食无忧。这么多陶仓一起出土,也能看出汉代富足的小农经济,同时,也印证了那句古话:仓廪实而知礼节。农耕的进步,是文明礼仪的根基。这一组是汉代陶灶,是古人复刻自家厨房做的陪葬明器。灶台、锅、釜、甑、小碗一应俱全,还原了两千年前厨房做饭的样子。有灶膛、有灶眼,甚至有双头灶,有的还带烟道,给人一种古老又熟悉的感觉。民以食为天,灶,代表人间烟火。把陶灶放进墓葬,是希望逝者在另一个世界,依旧能生火做饭、三餐温热,这些文物天然就带着点汉代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烟火气息。在汉代人的心中,一个安稳的家,既要有满仓的粮食,也要有生生不息的灶火。有粮、有灶,才有安稳日子。这一套套陶制模型,藏着古人最朴素的心愿:丰衣足食,岁岁安稳。7.东汉陶院落
正中央展柜里这一套,是东汉时期的陶院落模型,也是古人的经典陪葬明器。两千年前的丧葬理念都是相信事死如事生,人死之后灵魂不灭,只是换了个地方去生活,所以去世之后,也要把自己家完整的宅院,带到另一个世界。所以工匠用陶土,把一整个大户人家的小院,完完整整复刻了出来。正中是主屋,也就是主人居住的正房,中间端坐的就是这家主人,旁边是侍奉他的家仆俑;两侧是厢房,可以做客房、储物间;前面这个带大开口的是门房;角落里还有小侧屋,配套了水井、灶台、畜圈,吃喝起居、饲养家禽的设施全都配齐了。第一,汉代豪强地主的庄园生活已经非常成熟,自给自足,宅院分区清晰;第二,能看到汉代民居的屋顶样式——悬山顶,瓦片的造型都做得清清楚楚,是研究汉代建筑非常珍贵的实物标本;第三,“事死如事生”的汉代丧葬观念,厚葬之风盛行,大户人家会把生活场景做成陶模型随葬。✅拓展了解:“床前明月光”的“床”在古代指的是哪里呢?“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首诗大家都非常熟悉,但李白真的是在床前看到的月光吗?并不是哈,很多人想当然以为,这里的“床”是睡觉的卧榻。其实在古代,床指井栏,也叫井床。古时候,一口井,就是一个家庭、一个村落的生命根基。古人安家,必先凿井。有了井,才有稳定水源,做饭、饮水、浣洗都有了保障,一家人才能长久定居扎根。井边也是院子里热闹的生活中心,妇人在这里洗衣,孩童在旁边玩耍,邻里常常在此闲谈,人间烟火,都围绕着这口井展开。久而久之,井就成了家园、故土的象征,家乡也被叫作“乡井”。所以上面那个东汉院落里,虽然只是陪葬的明器,但是也实实在在的造了一口水井,代表着水井其实在古代家庭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讲到这里,我们常说的成语背井离乡,也就很好理解了:离开故土,背对自家的井栏,便是背井离乡。李白当时站在庭院的井栏旁边,清冷月光铺洒在井前,白茫茫一片,恍惚间如同地上结了寒霜。井是家园的符号,身在异乡,对着井栏望月,乡愁自然而然涌上心头,才有了这首千古传诵的《静夜思》。当然也补充一句,学界还有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个“床”是胡床,也就是小马扎。但结合“井”和“背井离乡”这条文化线索,我个人还是更认同井床的说法,它比较适合我们感受古人藏在文字里的乡愁。8.“焚书坑儒”与“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靠着郡县制、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秦朝搭建起大一统制度框架,同时,它也尝试在思想层面完成统一。说起来,天下统一可以靠武力实现,但是要真正实现天下同一,让大家从思想上、心理上认同,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所以等到大一统王朝诞生,如何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就成为秦始皇必须面对的难题。秦一统天下之后,继续沿用法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根基,在全国大力推行郡县制。可朝堂里不少儒生,偏偏呢爱上古旧制,坚持要恢复分封,和新政格格不入。丞相李斯就提出,民间流传的诗书、诸子著作,很容易让大家借古人的道理来非议当下的政令,动摇新制度。于是他向秦始皇建议,收缴民间的《诗》《书》和诸子典籍,只留下医药、卜筮、农书这类实用的技术书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焚书。而我们常和焚书放在一起说的坑儒,是说的坑杀读书人吗?其实并不是,它的导火索,是一群给秦始皇求长生仙药的方士,以侯生、卢生为代表。这些方士拿了朝廷的重金,许诺帮帝王找到长生丹药,到头来药没有找到,还在背后肆意诋毁秦始皇,之后干脆逃跑了。秦始皇勃然大怒,下令彻查审问,处置了这一批欺瞒他的方士,前后大概有460余人。那么在追查过程里,也就牵连到了一小部分私下非议朝政的儒生。那么站在历史的角度客观来看:焚书坑儒,是秦朝想要统一思想、守住郡县制度,使出的非常极端、粗暴的办法。短时间里,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反对的声音确实被压下去了,中央集权得到巩固。可代价巨大,许许多多珍贵的先秦典籍就此散佚,文脉遭受重创,百姓心中的怨气越积越深。我们现在回望那段历史,其实反而可能看得比较清楚:严刑峻法适合新王朝立国定规,但单纯依靠严苛律法、强力管控思想,难以实现长久稳定的统治。盛极一时的秦朝二世而亡,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借鉴。汉承秦制,汉初的统治者吸取了秦朝短命速亡的教训,结合战乱之后民生凋敝的现实,选择推崇黄老之学,也就是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
经历秦末连年战火,天下残破、百姓困苦,朝廷不再大兴土木、横征暴敛,转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这套休养生息的国策,慢慢让社会恢复元气,最终造就了安稳富庶的文景之治。可是,到汉武帝时期,地方诸侯王势力坐大、豪强兼并严重,北方匈奴持续侵扰边境,宽松无为的治理模式,已经难以支撑一个积极进取的大一统帝国,国家急需一套兼顾教化、稳固秩序、凝聚共识的主流思想。这时,董仲舒向汉武帝进献对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改造后的新儒学,早已不是孔孟原始儒学的模样,它糅合了阴阳五行、法家、道家等多家思想,提出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大一统、三纲五常等主张。既论证帝王统治的合理性,又借 “天道” 约束君主,提倡仁政;既划分尊卑秩序,又重视道德教化,恰好契合汉武帝时代大一统王朝的治理需求。自汉武帝之后,儒学正式登上正统宝座,朝廷将儒学定为官方正统 —— 兴办太学,以儒家五经作为核心教材,选拔官吏优先任用通晓儒学之人,深刻影响中国两千余年的社会、伦理、教育与政治。到了东汉,朝廷主持刻制熹平石经,将官方审定好的五经原文镌刻在石碑上,立于太学门外,作为天下读书人校勘经书的标准范本,完成了儒家学习文本的一次大规模统一。秦以强权堵截异见,用激烈手段管控思想,短暂而速朽;汉以利禄引导、教化浸润的方式推崇儒学,绵长而深远。从百家争鸣的自由争辩,到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这一段历史,回答了大一统王朝该依靠什么建立共同价值与社会秩序。儒家思想慢慢融入国人的礼教、家风、是非观念之中,成为中华文明最重要的精神脉络之一。西周的时候,教育有一个特点,叫学在官府。读书、学问全都牢牢掌握在贵族手里,典籍、师资都藏在王室官府,普通平民,根本没有机会走进学堂读书识字。到了春秋战国,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原本被贵族垄断的学问流向民间,一时间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各路思想家纷纷著书讲学,辩论求索,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星光熠熠的思想盛世。在众多学派里,儒家由孔子创立,后来孟子接续发扬,不断壮大。孔子最了不起的创举,就是提出有教无类,兴办私学。他打破了贵族对教育的垄断,不管你出身富贵还是贫寒,只要有心向学,都可以来到他门下求学。学什么呢?对的,学五经——《诗》《书》《礼》《易》《春秋》。那么我们常说的四书,也就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其实是南宋时期朱熹整理汇编在一起后才有的说法。那么了解了五经,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五经博士”这个说法呢?博士这个官职,并不是汉武帝首创,秦朝就已经设置了。秦代的博士是皇帝的顾问官员,诸子各派的学者都可以担任,儒家、方术之士都能位列博士,主要负责保管典籍、朝堂议政、给皇帝出谋划策,没有固定的教学任务。汉初延续秦制,博士依旧各家兼容,儒家只是其中一支。到汉武帝时期,他重构了这套制度,设立五经博士:只给儒家的五部经典设置专门博士。博士除了参议国事,还要在太学收徒讲学,弟子学有所成,便可择优为官。这里给大家看一件很有意思的文物: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论语》手抄本,是少年卜天寿的课本,这份文书里,抄写着《论语》的正文和注解。它告诉我们,早在一千两百多年前的唐代,遥远的新疆吐鲁番,已经有面向青少年的私学学堂,《论语》就是他的学习内容之一。卷子末尾还留下一首带着少许错别字的俏皮绝句随笔:写书今日了,先生莫咸池(嫌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看来不管隔着几千年的时光,学子们都是期盼放假的,看到这里,我们仿佛能想象到这个写完功课的少年,忐忑又可爱的模样。9.统一文字
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难度就已经很大,统一文字,难度更高。为什么呢?大家想一下,一旦文字改换,六国读书人一时间都看不懂新字,是不是就相当于变成了文盲,这样一来大家都得重新学习,其难度可想而知。很多人好奇,四大文明古国,为什么只有中国前面不带 “古”?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加上 “古”,是因为“那一套古老文明,已经断掉了”。今天生活在埃及土地上的人们,说着阿拉伯语,信奉伊斯兰教,已经看不懂金字塔石壁上的象形文字;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楔形文字早已废弃,如今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族群,和当年创造《汉谟拉比法典》的文明,也没有连续不间断的文化传承;古印度河哈拉帕文明,文字至今无法破译,文明脉络早早断裂。很多时候文字一旦断绝,族群的历史记忆往往随之断裂;记忆断了,文明的根,也就散了。因此,它们是“曾经存在、后来消亡的文明”,所以我们叫它 “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而中华文明不一样。朝代会更迭、战火会蔓延,但是文明的主线没有断开。我们今天读的典籍、认的汉字、传承的价值理念,和几千年前一脉相承。 其中最核心的纽带,就是汉字。它是表意文字,哪怕各地方言千差万别,只要认识汉字,就能读懂前人写下的记载。说到这里,我个人比较认同一位前辈的观点。今天我们依然能够读懂千百年前老祖宗写下的文字,要感谢两个人,对,这两个人就分别来自秦和汉。一是秦始皇,他力排众议推行 “书同文”,完成统一文字的壮举;二是东汉的许慎,他写下《说文解字》,系统梳理汉字的形、音、义,为今人读懂古文字搭建起桥梁。眼前这套展陈装置叫做“德化之”,用来呈现汉字漫长的演变脉络,展示着汉字从甲骨文到金文再到篆隶楷行草的全过程。汉字的发展,走过了一条跨越数千年的漫长生长之路。最早,是商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甲骨文,原汁原味、形意相生,是最古老的象形文字;到了周代,礼乐兴盛,文字被铸刻在青铜吉金器物之上,庄重古朴,这就是金文;随后文字不断规整、演变,历经大篆,再到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秦小篆,让中华文字第一次实现了全国字形统一;后来又历经隶书的简化蜕变,最终定型为端正工整的楷书。随后,在千年流转中,它更是慢慢生长出独属于中国人的笔墨风骨,沉淀成源远流长的书法艺术,升华为独一无二、意境悠远的东方美学,这就是我们汉字无可替代的魅力。眼前看到的峄山刻石,就是秦始皇东巡封禅、刻石颂德的传世碑刻,由丞相李斯亲笔撰文并书写,是最标准的秦小篆。虽然千年风雨沧桑,原石早已损毁失传,但完整的拓片文字被完好保留了下来。我们今天站在这些两千多年前的秦代文字面前,大家可以试着读一下,你会发现开篇“皇帝立国”四个字,依然一眼就能看懂、清晰识读、字字明白。这就是中华文脉从未断绝最有力的证明。讲到这里,个人心中已经升腾起满满的震撼与骄傲。这是汉字的力量,也是我们身为华夏儿女,最值得自豪的文化底气。两千年时光流转、朝代更迭,我们现代人,依然可以无障碍读懂秦代的文字、读懂古人的心声、读懂千年的文明。每一个接受过基础教育的中国人,都能直接对话千年历史。始皇颂文(正面)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荐高号,孝道显明。既献泰成,乃降专惠,亲巡远方。登于峄山,群臣从者,咸思攸长。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陀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著经纪。10.先秦漆猪
这只漆猪,出自陕西宝鸡凤翔的秦公一号大墓,墓主人是秦国第十四代国君秦景公,而这座大墓的考古发掘工作是在1976年12月至1986年9月间进行的,因此漆猪的出土时间,就在这十年的发掘周期内。它高21厘米,长34厘米,呈平躺酣睡的姿态,四肢舒展,憨态可掬,像一只正躺在地上“摆烂”的小猪崽。现在提到漆器,很多人会想到日本,因为英文里Japan本意就是漆器。但其实,漆器的根在中国(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漆器是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的漆弓,距今约8000年),这件先秦漆猪就是最好的证明。只是在唐宋时期,我们对外交流空前繁荣,这些工艺传到日本,慢慢地就做成了他们的名片。那么在中国,不是漆器不行了,而是瓷器太好用、太便宜了——原料遍地都是、能批量烧,很快就取代了漆器做日常碗盘。再加上生漆容易过敏、又贵又慢,漆器就渐渐退出日常,但他从来没有断过,只是从全民日用变成了少数人做、少数人藏的顶级工艺。而且中国漆艺体系非常庞大,除了素髹,还有螺钿、描金、剔红、犀皮等丰富门类,历代都在不断创新。所以说,漆器的源头在中国,兴盛在秦汉,精致在明清,只是扬名在日本。古人说漆器“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就半年”,能埋在地下千年不朽,全靠层层慢工。人说漆器“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就半年”,能埋在地下千年不朽,全靠层层慢工。这件先秦漆猪涂了二十多层天然大漆,每一层都要在阴房里静置一周到半个月才能干透,光是上漆就要好几个月,加上制胎、打磨、修整,整件做下来接近一年。它的工艺,代表了先秦秦国漆器的最高水平:它以木为胎,通体髹黑漆为底,再用红漆勾勒装饰。猪身上布满了圆圈纹和流畅的弧线云气纹,线条生动,图案繁复,历经两千多年依然清晰可见。秦国地处西北,气候干燥,漆器极难保存。这只漆猪能完好留存至今,是目前陕西发现的春秋时期最完整、最精美的漆器之一,堪称“漆艺活化石”。这种以黑漆为地、红漆彩绘的风格,也受到了楚文化的影响,体现了先秦时期秦楚之间的文化交流。在先秦文化中,猪是富足、繁衍的象征,也是“事死如事生”观念的体现:秦景公作为秦国国君,用这样一件憨态可掬的漆猪随葬,既寄托了对来世富足生活的祈愿,也展现了秦人务实、乐观的一面。漆猪的造型也并非普通家猪,嘴部还保留着野猪的獠牙特征,反映了当时猪种尚未完全驯化的特点,是研究先秦动物史的重要实物。这件漆猪,不仅是一件工艺精湛的艺术品,更是秦国早期文明崛起的无声见证,让我们得以窥见两千多年前秦人对生活的热爱与对美的追求。在陕西宝鸡凤翔的雍城遗址,埋藏着秦国春秋时期的一座超级大墓——秦公一号大墓,墓主人是秦景公,也是秦始皇的第十四代先祖。这座大墓是目前国内发掘出来规模最大的先秦古墓,平面是独特的“中”字形,全长将近300米,墓室深达24米,站在墓边往下看,如同幽深的峡谷。第二,墓里一共发现186具殉人,是西周以来殉葬人数最多的墓葬;第三,椁室这套黄肠题凑,是国内发现年代最早、等级最高的实物;第五,出土了带铭文的石磬,上面有一百八十多个籀文,正是靠石磬上那句“天子匽喜,龚桓是嗣”,考古学家才锁定墓主人就是秦景公。黄,是柏木削去外皮之后,内里金黄的木芯;肠,指柏木芯材;题,就是木头端头;凑,就是所有木端朝向椁室、聚拢拼接在一起。按照周代礼制,黄肠题凑本是周天子专属的最高葬制,诸侯是不能使用的。可秦景公身为诸侯,却直接用了天子规格的葬具,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僭越。这背后藏着时代的信号:春秋礼崩乐坏,周王室威严衰落,秦国国力不断变强,早已不甘于安分守在诸侯的位置,东出争霸、问鼎天下的野心,在地下的陵寝之中就已经显露出来。这座大墓历经汉、唐、宋,历朝历代被盗掘,仅仅清理出来的盗洞就多达247个。即便被盗这么多次,墓里依旧出土了三千多件金器、玉器、铁器、漆器等珍贵文物。同时我们也要客观看待:大量活人殉葬,是那个时代残酷的奴隶制印记。一直到秦献公时期,才正式废除活人殉葬;等到秦始皇修建陵寝,改用陶俑陪葬,就是我们熟悉的兵马俑,完成了文明的跨越。从秦景公这座雍城大墓,我们就能看见秦国崛起的脉络:春秋在雍城积蓄力量,历经数代经营,一路向东,直到秦始皇一统天下。它就像一声遥远的号角,预告了后来大秦的万丈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