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宣”学习笔记丨长征精神的三重时代回响:信仰、求实与人民

“信仰”是绝境中坚持方向的

精神定力

长征之所以能被称作“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在于它用极端残酷的方式检验了一个政党及其军队的精神韧性。

从理论层面审视，长征的胜利首先是一场精神的胜利。在常规军事逻辑中，一支装备低劣、给养断绝、四面受敌的军队，其覆灭只是时间问题。但长征改写了这一逻辑，因为红军将士将个人生死置于民族解放与阶级翻身的宏大叙事之中，从而获得了超越个体有限性的行动意志。这种意志并非盲目的狂热，而是建立在对历史趋势的理性判断之上。

“求实”是挫折中修正错误的

思想勇气

如果说信仰解决的是“往哪走”的问题，那么实事求是解决的是“怎么走”的问题。

长征的起点，恰恰是一场教条主义导致的严重失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湘江战役等，让广大指战员在惨痛代价中逐渐认清一个事实，那就是照搬书本与外来的“正规战”经验，不仅不能胜利，反而会葬送革命。真正的实事求是，往往意味着创新，意味着对既有框架的突破。当旧的方法论无法解决新问题时，敢于承认错误、敢于另辟蹊径，才是对事业真正负责的态度。

“人民”是在相依中获取力量的

最大底气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长征的胜利，归根结底是人民的胜利。

“半条被子”的故事之所以流传至今，正在于它用最直观的方式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之间的真实关系，哪怕自己只有一条被子，也要剪半条给百姓。这不是生硬命令，而是一支军队在极端匮乏条件下做出的真实而本能的选择。陈毅在总结淮海战役时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这一论断所揭示的依靠人民的制胜密码，其实早在长征途中就已经清晰显现。

从长征精神中汲取信仰力量，核心在于重建一种超越性的价值坐标，把本职工作放到民族复兴的全局中去定位，把个人得失放到组织事业的长期逻辑中去衡量。唯有如此，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现实面前保持“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的精神定力。

遵义会议之所以成为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根本在于它实现了军事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立足中国革命实际，决定自身的军事、组织重大问题，不再机械执行远方发来的指示。长征途中实事求是精神的最生动体现，莫过于军事指挥上的机动灵活。

长征精神中的求实品格提醒我们，真正的解放思想不是标新立异，而是回到现实、回到真正的问题中去；真正的担当作为不是蛮干硬干、不顾条件什么都想干，而是在充分掌握实际情况基础上的精准施策。

长征精神中的人民立场具有直接的方法论意义。当前一些政策在基层执行中遭遇“最后一公里”梗阻，一些惠民举措群众“无感”甚至反感，根源往往不在于初衷不好，而在于决策与执行过程中群众的主体性被虚置了，群众觉得这些事与我无关。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就是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把调查研究走深走实，让我们的服务指向群众的真需求，而不是自我感动和想当然。群众的心情和表情是检验工作成效最诚实的标尺，这一点，九十年前如此，今天依然如此。

长征精神内涵丰富，而其中最具穿透力的，当属信仰的定力、求实的勇气与人民的立场。

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长征的过程，不仅是战胜敌人、赢得胜利、实现战略目标的过程，而且是联系实际、创新理论、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

当旧的方法论无法解决新问题时，敢于承认错误、敢于另辟蹊径，才是对事业真正负责的态度。

回望长征，那条“红飘带”已然定格，但它所锻造的精神品格，在每一次对理想信念的坚守、对实事求是的践行、对人民立场的恪守中不断被唤醒。

把遵守纪律提高到生活的最高位。

陈树湘“断肠明志”历史史实：1934年湘江战役，红34师6000余名将士主要为闽西子弟，承担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渡江的后卫任务，被阻隔在湘江东岸。在湖南江华作战时陈树湘腹部中弹负伤，之后战斗中被俘。敌人企图从他口中获取红军情报，对他威逼利诱。在被敌人押送道县县城的担架途中，陈树湘忍着剧痛，绞断肠子牺牲，年仅29岁，兑现了“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铮铮誓言。红34师绝大部分将士壮烈牺牲。

——参考新华社《总书记讲述的长征故事丨断肠明志 铁血忠魂》

长征期间红军如何开展群众宣传：长征每到一地，红军都派出工作队深入群众，开展革命宣传活动。红军在墙上书写张贴标语，用“打日本，救中国”“打土豪，救穷人”“参加红军，北上抗日”“团结一致打敌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朴素语言揭穿了国民党反动派颠倒黑白的谎言；红军提出“抗捐、抗债、抗粮、抗夫、抗丁”的口号，号召群众反抗国民党反动政权和民团武装；红军召开群众大会，表演文艺节目，把广场变成学堂，把戏台变成阵地；红军悉心了解民族地区的文化，充分尊重其宗教风俗习惯，鲜明提出“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打倒压迫苗民的王家烈”等反映当地群众要求的斗争口号和主张；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发布告示阐明红军的性质和纪律，还安排通晓民族语言的向导协助解释宣传，让广大人民群众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党，红军是人民的军队、真正抗日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指引的道路是人民群众翻身得解放的正确道路，空前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为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红军奠定了坚实政治基础。

——参考解放军报《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

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的出处：二万五千里专指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的行军里程，不是所有红军部队里程。1935 年10月红军抵达吴起镇，依据红一军团各部队行军记录汇总得出该里程，红军将领萧锋的日记当中记录了毛泽东对此里程的说明。之后中共中央对外宣言文件正式采用“二万五千里长征”表述。受战争环境限制，原始完整行军台账大多损毁，现存依据主要来自军团行程统计表、多位亲历将士日记。红二、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长征实际行程不等于二万五千里。

——参考新华网《关于长征，这10个问题网友最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