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总结丨碑志异品录:我国碑传文学的特殊风景与赏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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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的破绽、挖改与风尚

第一例是冯师英、冯承素父子墓志。《冯师英墓志》载墓主名“师英”，而不过相隔十三年的《冯承素墓志》却记父名“冯英”，同一史事，两志所载却相抵牾。卢老师举汪东宝去“宝”字称汪东、袁荣法去“荣”字称袁法为例，说明家族排行共字，可省可不省，两志其实都不误。此外，此二志的序文和铭文部分，分别有两个段落文字完全相同，显然是子志袭用父志的结果。这一现象为我们揭示了骈俪文体的特征和墓志文的程式化，也反映着古今文学创作的观念之差异。

第二例是李建成墓志。墓志尺寸很小，志文更是仅仅五十五字，只书名讳与生卒年这样的客观事实，于其生平作为，不予一字评价。然原石上谥号处留有明显的铲改痕迹：据史料可知，李建成被杀后，先拟谥字“戾”，用汉戾太子故事；后改谥为“昏”，仍存恶评之用意；最终改为“隐”，字为“退让”皇位，仿佛兄弟之间尚存揖让的美德，太宗李世民便成顺承大统。这一幽隐的政治考量与矛盾复杂的人伦心理，反映在墓志上，就体现为“隐”在的铲改痕迹了。

第三例由《刘德墓志》与《杨景球墓志》组合构成，呈现唐代的崇王（羲之）之风与《兰亭》影响，前志中“文”字字形硕大，捺脚纵逸，后志中“群”字笔画开叉断墨，皆与神龙本《兰亭序》如出一辙。这些细微而精致的笔触，直观呈现唐人对《兰亭集序》的忠实描摹，可谓“羲之附体”。

二、石头的样子

第四例，是浙江武义出土的一批南宋墓志。宋人墓志多平放圹中，这一批却做出汉碑式的晕首与碑穿；碑穿赫然在目，却并未镂空。复古的形还在，穿绳的用已无存。另一方形制更奇：文字上下颠倒、互为镜像。卢老师判断，是下葬仓促，两名工匠面对面同时开刻，且不知究因何故，志文竟未刻完，不免怪事咄咄。

第五例是《王柏心墓志铭》，郭嵩焘撰文，杨守敬书丹。拓本他处未见，或是孤本，与文集本对勘，改易过半：剪裱者或水平有限，或态度不谨，造成错简、颠倒、纪年讹乱；而墓主曾孙四人“忠诲、忠训、忠諴、忠谨”，后世刊本、排印本作“忠海、忠训、忠诚、忠礼”，竟误了三个。可推断，此志刻石之本是定本，而文集之本，反倒出自草稿，整理者识读致误。此例提示研究者面对文献的文本流程时，需知存在多种可能。

第六例由两组碑志文献群构成。第一组为马忠骏营造的墓地风景与同题墓志。他于1925年辞官，营“遁园”，仿岳飞墓预筑圆形生圹，遍邀马其昶、林纾、柯劭忞、宋伯鲁等文士作《生圹记》数十篇，辑成《遁园杂俎》文二卷、诗十卷。志石边饰不取四灵、十二生肖，而刻文人梅花；书丹者于题名之外，还有长段落款与钤印，俨然一件书画作品，与有千年历史的碑志传统迥异。“九一八”后日伪拉拢，他拒而不受。生前经营墓园，等于提早替自己写好了交代，而活着即徜徉其中，提前享受了死后哀荣。

第二组文献群出自湖州朱五楼。朱氏在翠微山预营生圹，吴昌硕撰文并篆额，李瑞清书丹，成《朱君五楼生圹记》；又仿西湖十景，题“朱墓十二景”，名公作画题诗，曾熙题耑，朱祖谋跋尾；身后志铭则由况周颐撰文、朱祖谋书丹、吴昌硕篆盖。一墓而聚数种文本、众家翰墨，丧葬不再仅仅是礼制程序，而成为一次有审美意味的行为。陶渊明说“托体同山阿”，到这里，山阿真成了可游、可咏、可题名的所在，死亡的悲哀氛围也就被豁达通透的人生态度所稀释。

第七例是一件具有特殊意义的抗战文献：《日本故海军中将须贺先生纪念碑》。打着“中国通”旗子却行侵略之实的日人须贺亡后，汪精卫、陈公博等汪伪要员联名为他勒碑，书风仿《天发神谶碑》。碑主实死于飞机失事，汪伪却借机造势；抗战胜利后，原碑即遭炸毁，拓片几无著录。一纸汉奸碑，反倒成了侵略者与卖国者的供状，警醒世人在民族大义面前当如何自处。

三、方寸与域外

宋代以降，碑志的载体与形制也发生变化，出现迷你版的异形异态。卢老师呈现的第八例“砚上志铭”即由多方砚台墓志组成。如南宋“贾藏之墓志”刻于砚，文末一句云：“葬速，不及铭，其侄逸祖志于砚。”下葬仓促，来不及制作合乎常态的墓志，就把志文刻在砚上。卢老师又举宋“承事王公之墓”的小砚志、清末沈石友自撰、吴昌硕书、赵古泥刻《钝居士生圹后志》端砚志为证。此外，碑志的载体与形态还扩充到瓷器上，如明天启七年的瓷盘志、清康熙的瓷盒志等，这些异形异态的存在，共同说明历史遗产的丰富与丰富，墓志载体随材料、费用与时间而变，文体也跟着松动，礼的庄严性被消解，变得更为轻盈与日常。

第九例是印上碑志。赵之谦以一对印章的八面边款，为亡妻范敬玉作近于碑志文体的《事略》：六岁求读、二十归赵、持家抚孤、战乱而殁，末署“同治元年冬十一月，悲盦居士书”。同年又刻“悲盦”印，款云“家破人亡，更号作此”；两年后又刻“餐经养年”印，边款致哀亡妻殇女。吴昌硕四十岁的《记梦》诗，六十六岁的“明月前身”造像印，皆追念战乱中亡故的原配章夫人。丰碑大碣，终于化而为方寸，从郊野转向案头，握于掌心，时时摩挲，寄托着悠悠无尽的相思。

第十例是域外汉文碑志。受中华文明影响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国，皆有碑传传统。如日本《安田老山翁之墓表》，立于明治十七年，由严谷修撰文、松平义生篆额、日下部东作书丹、井龟泉刻石，全依中国之制，俨然一衣带水的同文之国。而读碑文，安田老山是明治初年的南画家，曾渡海到上海，从胡公寿学画十年，备得艺术文化的沾溉。只是这位碑主竟忘恩负义，入台搜罗情报，为日本随后的侵略之举提供支援——碑主身份原来是日本间谍、侵略者，其碑汉文写得再典雅，书法再优美，也粉饰不了这一段罪恶的历史。读碑的人，须带着历史的眼光批判地看。

又如朝鲜《李文会神道碑铭》，立于咸丰九年。碑首大书“有明朝鲜国”，碑末署“崇祯纪元后二百三十一年”，仍奉明正朔。碑主李文会，撰文郑元容、书丹徐有薰、篆盖李裕元，皆曾出使中国，郑、李并有燕行录传世。一方碑石，把“小中华”的政治认同、使行网络与汉文书法，重叠深刻于同一石面上。

四、答问与余音

互动环节，有同学问到须贺碑碑额何以取法《天发神谶碑》，卢老师从篆书与碑额文体的顽固结合，谈到东吴刻石的在地传统；再如萧景神道石刻上的“反左书”从何而来。卢老师坦言这是学界悬案，李瑞清入民国后写“月”字每每反写，或与遗民“天地日月颠倒”的心境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