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学习笔记(浔阳江头夜送客)三一

早在元代文人印形成发展之初，吾衍、赵孟頫力得以“印宗秦汉”为内核的“印中求印”，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极其重要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就其实质而言，“印中求印”或“印宗秦汉”不是要做出一批秦汉古印的复制品，而是以秦汉古印式为参照，尝试刻制石质印材并逐步掌握其性能，将之与古印的制作沟通，力求在与古印达到形似的基础上表现印人对先民之审美旨趣的体味与把握。因而，早期印人的“印中求印”或“印宗秦汉”可以被理解—种策略，一种为迅速建立起新的艺术形式语言体系而不得不采取的“借尸还魂”的手段，以至于在文彭以后，出现了“人人斯籀，字字秦汉”的局面，印人们竭力从秦汉印中汲取精华，以个人的体验尝试具有个性化的表现手法（主要是刀法），形成新的风格和开创新的流派，进而导致了篆刻形式语言的确立和篆刻创作模式的形成。当篆刻艺术的形式语言体系逐渐形成确立之后，印人们所面临的则是如何“拆骨还父，拆肉还母”，如何实现篆刻艺术的“金蝉蜕壳”；如果此时仍—味死守“印宗泰汉”，将手段当成目的本身，那只能是作茧自缚，延缓甚至阻碍篆刻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导致程式化的恶性膨胀，最终走向毫无生气的习气味很浓的死胡同而不可自拔。明代万历初顾从德将其原拓的《集古印谱》木刻刊行于世，更名为《印薮》，其负面影响绝不仅仅是因为木刻失真，汉印原有的神韵丧失殆尽甚至受到歪曲，不利于初学者临习；更为重要的是，它对晚明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摘自李刚田、马士达《篆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