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 | 蔡园线上学习笔记(第132期)

2026年11月2日，蔡门15位在校生与蔡斐教授就132周的学习笔记进行线上分享与交流。

    本周我阅读了吴婉妍和陈婧之老师发表在2026年第7期《新闻与传播研究》的论文《“说句母道话”：数字阈限空间中县城青年女性对传统性别秩序的文化抵抗》。

    文章研究的是抖音上火爆的“母道话”性别反转视频，创作者们构建了一个虚构的母系社会，讲的是“母道话”，有“母安局”和“夫联”，男性要戴“喉结罩”在家相妻教女。作者将其概念化为“数字阈限空间”，指出县城青年女性正处在传统乡土观念与现代都市文明的夹缝中，她们通过语言翻转、身份游击和情感共享，在平台上对传统性别秩序进行了一种柔性解构。

    通过这篇论文我们能一窥县城女性群体的独特处境，她们不同于都市中产的精英化诉求，也不同于传统农村女性的生存型抗争。她们进城受过现代观念洗礼，返乡后又得面对熟人社会的传统规训，于是借助短视频的梗文化，把日常那些令人不适却又难以言说的性别经验，用夸张戏谑的方式表演出来，这既是一种情绪宣泄，也是一种极高明的生存智慧。

    读这篇文章时，我们会思考“解构之后怎么办”？作者在结尾指出，“母道话”并没有跳脱父权制的二元框架，而且极易被流量和资本收编。当“母道话”变成网络热梗被复制时，它的批判性会不会被稀释成单纯的“爽感”，这其实是所有网络亚文化抵抗面临的共同困境。这种戏谑、低门槛的表达确实能让更多圈层的人看到性别问题。但同时，算法的流量逻辑只喜欢有噱头、能挑动情绪的内容，真正深刻的结构性反思反而很难获得可见度。不过，对于身处城乡缝隙的县城女性来说，能用一种不引发激烈冲突的方式把自己的真实痛感表达出来，并在网络中找到广泛的情感联结，这本身就已经是一次了不起的进步了。这种在“边缘处”生发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其实比很多高高在上的理论探讨更打动人心。

——2026级硕士 陈浩然

    本周研读彭兰老师的《新媒体用户研究》，书中节点化、媒介化、赛博格化的三重分析框架，系统重构了我对数字时代传播主体的认知。传统传播学里的“受众”多被定位为信息链条末端被动的接收者，而新媒体环境下，用户嵌入社交、信息、服务交织的网络，既是内容消费者，也是内容生产者、扩散者，成为网络传播中灵活流动的节点。

    媒介化生存不断消融线上线下的边界，人们在数字平台完成自我呈现、社会交往与身份建构，网络不再只是辅助工具，已经深度融入日常生活。算法推荐、智能终端的普及进一步推动人与技术共生，赛博格化成为值得持续关注的传播趋势。

    这本书让我意识到，新媒体研究不能一味追逐平台、技术热点，核心仍要回归“人”。结合政务传播、短视频实践来看，我们一方面要重视用户主体性，尊重用户的表达需求；另一方面也要警惕算法茧房、隐私泄露、群体极化等问题。作为新传学习者，应当在技术发展的浪潮中保持理性反思，平衡技术效率与人的价值。

——2026级硕士 任芳菲

   本周阅读了胡翼青教授的《流言传播背后的结构性因素——以“叫魂”和“非典”为例》

    这篇论文作者主要是从“叫魂”和“非典”两个典型事件入手，研究分析人际传播理论中结构性的一面，以此更进一步地指出中国人际传播研究存在的问题，以期其此后更多地研究发现人际交往具体关系中具体互动背后的结构性因素。然而由于笔者近期正试图从更多角度理解《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这本书，因此，在阅读此篇文章时，更多关注作者是如何从人际传播的理论视角展开的对“叫魂”事件中结构性因素的分析的，这也本篇读书笔记的侧重点。

    关于“叫魂”事件中的人际传播，胡翼青教授主要提出有三个结构性问题。其一是在1768年前后的人口过度增长、江南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除贱为良的政策等等政治、经济、社会因素综合作用下酝酿了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剩余劳动力涌入江南，并在其中分支出失业者，又分支出自认从事宗教职事的游方僧道，而这些人正是社会结构性问题的构成者。其二是在统治阶级也就是清朝官僚阶级执政中的长期存在的满汉对立的结构性社会问题。《叫魂》的作者认为，统治阶级之首——乾隆判断汉化影响了当时行政体系的效率，加之在书中提到的乾隆对江南及其背后所代表的汉文化的忮忌和敏感，让他带动整个官僚体系都过分夸大“叫魂”危机，由此“加剧了社会的恐慌情绪，并不断将相关的流言传播推向高潮。”统治者将自己私人的对民族对立的恐慌用权力融入到对“叫魂”的妖术恐慌中。刺激了流言传播。其三是在统治阶级内部皇帝专制权力与官僚集团常规权力之间的结构性关系问题。即《叫魂》一书作者在总结中提到的政治罪和官僚君主制，皇帝试图通过此次妖术恐慌危机来清洗官僚集团内部脱离他控制的一部分，其实就是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结合《叫魂》一书中皇帝、官僚集团、普通群众三个主体之间的博弈、互动，以上都是可以通过分析理解的人际传播中的结构性因素。但胡翼青教授还在最后提出了当时的市民社会因社会结构的缺乏而容易引发民众的非理性传播和专制体制下民众与统治者高度对立所决定的统治者政策这两个方面的传播结构性问题。什么是市民社会的社会结构？市民社会是介于家庭与政治国家之间、以私人利益与自愿交往为核心的领域，其社会结构就是这个领域内部稳定的关系框架、主体层级、制度与组织形态。黑格尔与马克思都对市民社会及其结构有所解读，在此不一一展开，笔者再重新回顾《叫魂》时发现文中确未提及这一因素。后文作者在“非典”案例中也提到“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似乎向来只有公共权力与大众之间的二元对立”及“缺乏值得依赖的第三方力量的平衡”会使得流言广泛传播。由此，笔者亦认为市民社会的社会结构对流言的传播是值得挖掘之点。

——2026级硕士 虞霈诗

    本周我阅读了朱振明老师发表在《国际新闻界》上的论文《以“发展”的名义：拉美国际关系与国际传播研究的对奏》。文章主要探讨了拉丁美洲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传播研究之间的联系。不同于欧美学界通常将二者视为相互独立或存在交叉的学科，作者认为，拉美国际关系与国际传播研究虽然具有不同的理论表达，但在问题意识、研究立场和价值追求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呈现出一种“同素异形体”的关系，而“发展”正是贯穿两个学科的重要线索。

    文章首先梳理了拉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脉络，包括结构主义、依附理论、边缘自治理论、边缘现实主义以及去殖民性理论等。这些理论虽然产生于不同的历史背景，提出的解决方案也不尽相同，但都围绕拉美国家如何摆脱外部依附、实现自主发展这一问题展开。在国际传播研究方面，作者从殖民研究、依附理论和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出发，进一步讨论了发展传播、自由传播学以及南方传播学的形成与演变。可以看到，拉美传播研究并不局限于信息流动和媒介效果，而是始终与本地区的社会发展、文化解放和主体性建构联系在一起。作者由此指出，两个学科在本体论、认识论、目的论和伦理层面具有高度重合性，其共同的问题意识来自拉美长期的殖民历史与现实发展困境。

    阅读这篇文章时，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拉美传播研究对“发展”概念的反思。早期发展传播强调通过信息扩散推动社会现代化，但这种模式实际上预设了西方发展道路的普遍适用性。此后，拉美学者逐渐强调传播中的平等对话、公众参与和文化主体性，甚至提出以“为走出发展而传播”替代传统的“发展传播”。这一变化让我意识到，传播不仅涉及如何推动发展，还涉及由谁来定义发展，以及不同群体是否拥有表达自身发展诉求的权利。

    此外，文章也让我联想到东亚地区的国际传播问题。与拉美类似，东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同样受到国际秩序变化的影响，但不同国家的历史经验和制度环境存在明显差异。例如，中国、日本和韩国虽然在部分文化传统上具有接近性，但由于近代历史、政治制度和国家关系的不同，各国社会对外部信息的理解未必一致。这也意味着，文化上的接近并不必然带来认知上的一致。如果将国际关系与国际传播结合起来考察，或许能够更好地解释东亚地区一些跨文化传播中的认知差异。

——2026级博士 袁静怡

    本周我阅读了张满丽老师发表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24年第6期的《塑造“国民之母”与“女国民”——近代中国女性社会身份建构的话语实践》。这篇文章不同于其他的宏大叙事，揭示了近代中国女性“社会身份”的确立，并非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必然结果，而是晚清男性知识精英在救亡图存的驱动下，依托近代报刊进行的一场舆论塑造。那些被高高举起的“国民之母”与“女国民”称号，看似是对女性的尊崇，实际上给了女性套上了一层更深的枷锁。

    晚清时期，国家面临严重的存亡危机，知识精英在寻求出路时，将目光投向了占人口半数的女性群体。他们首先在报刊上采用“罪女话语”，通过“生利分利”和“弱种流传”的论证，将国家贫弱的责任部分推诿至女性群体。这种将女性定义为“不合格主体”的论述，实际上是为了赋予自身评判者与启蒙者的合法地位，从而为后续的女性改造方案扫清障碍。

    后来，一些知识精英引入了“进化话语”。他们将西方传教士关于女性地位与文明教化的论述，巧妙地置换为国势强弱的标尺。通过强调“女学盛则国强”，女性受教育不再是为了个体的智识提升，而是直接与保国保种、种族进化绑定在一起。在救亡图存的迫切需求下，“国民之母”的身份被高高举起，女性的身体和生育功能被赋予了极强的国家主义色彩。

    到了革命派那里，“女权革命话语”成为主流。他们呼吁女性成为具备军人体格与游侠义气的“女国民”，将其视为推翻专制政权的革命同盟。然而，无论是温和的改良派还是激进革命派，他们赋予女性的崇高光环，本质上都是要求女性先尽义务。

    这篇文章阐明了近代中国女权启蒙与西方女权运动的根本差异，西方女权运动是基于天赋人权，自下而上争取个体的自由与权利；而近代中国的女权启蒙，始终被统摄于民族解放的宏大命题之下。女性被视为救国的“工具”与“同盟”，一切关于受教育权、经济权的讨论，其前提都是女性必须对国家和种族有用。

    这种舆论塑造在辛亥革命后暴露无遗，民国建立，危机暂时解除，革命同盟便迅速瓦解。《临时约法》并未赋予女性平等的参政权，社会舆论迅速回潮，重新提倡贤妻良母。女性作为救国工具的利用价值被消耗殆尽后，便再次被推回了传统的家庭秩序之中。

    作者在文末对近代报刊作用的剖析，提供了一个审视媒介与社会的切入点。在当时，报纸作为一种新兴的大众媒介，不仅为读书人提供了公开议论国事的阵地，更赋予了他们引导大众思想的力量。借助报纸日复一日的宣传与规训，“国民之母”、“女国民”这些原本悬浮于纸面的抽象概念，才逐渐落地，成为规范一代女性言行与生活的准则。

百余年前，报刊在无形中塑造了当时的女性形象，她们被时代高高托起，又被历史的洪流轻轻抹去；而在当下的数字时代，各类媒介同样在潜移默化地界定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在信息纷繁的今天，作为新传学子，我们也应该学会对媒介传递的信息保持一份清醒与审视。

——2026级硕士 邬钦

    本周我阅读了曹晶老师、杜恺健老师、孔德培老师发表在《新闻与传播研究》2026年第6期的《一则新闻格言的理论正当化旅行与否思——关于“人咬狗才是新闻”的历史发生学考察》。作者运用历史发生学方法，重新考察新闻学经典格言“人咬狗才是新闻”的起源及其传入中国后的演变，打破了学界长期以来对这句俗语的惯性认知。以往教材普遍将这句话归为《纽约太阳报》博加特的原创。但论文考证发现，该说法诞生于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报界，最初出现在文学故事当中，很长一段时间提出者众说纷纭，达纳、卡明思等编辑都曾被视作作者。直到20世纪20年代，经过报刊、词典不断转述，才固化为达纳提出的定论，这属于霍布斯鲍姆所说的“被发明的传统”。当时新闻学刚刚走向学科化，这句来自报业实践的格言，成为新生学科连接业界经验、确立美式新闻范式的重要锚点，用来强调新闻的反常性、趣味性，帮助美国新闻学摆脱英国报业的影响，建立自身话语体系。

    但当这一观念跨洋传入中国，它原本的美国历史语境被隐去。民国时期徐宝璜、恽逸群等学者引介该格言，还出现过北岩爵士是提出者的误传。之后随着现实社会环境变化，萨空了、陆定一等新闻人开始对其展开批判，指出只追逐猎奇反常的局限，确立事实第一性的新闻观念。同时，本土童谣、社会现实也赋予这句话中国式的解读。作者借此提醒：很多习以为常的新闻学常识，背后有着特定时代背景，不能直接将西方特定实践上升为普世真理。

    读完本文我收获颇多。过去我只是把“人咬狗才是新闻” 当作解释新闻反常价值的通俗案例，从未追问它的真实来历，也忽略其背后的历史局限。这篇文章启示我，学习新闻理论不能只记住现成结论，要具备知识溯源意识。很多流传已久的概念、名言，存在知识建构、误传、二次加工的过程，并非天然的“公理”。外来理论在跨文化传播时，原生语境很容易被忽视，直接照搬就容易陷入话语陷阱。我们要学会用历史眼光审视各类固有知识，不日用而不知，避免在未经考证的前提上展开理论思考，做到以我为主、批判性吸收外来新闻思想。

——2026级硕士 张世培

    本周我阅读了姚舟怡同学和白红义老师发表在《新闻大学》2026年第6期的《不发薪的“准雇主”：平台技术物何以控制社交媒体编辑的劳动》一文。作者聚焦社交媒体编辑这一岗位，剖析平台技术物如何跨越组织边界建立新型劳动控制。社交媒体编辑是特殊的平台劳动者，因为平台影响了社交媒体编辑的劳动过程，如选题、形式、发布时间等，且还能从他们的劳动成果中获益，如内容发表带来的关注度等。研究发现，平台通过物质性配置实现对各项权利的接管；媒体组织则扮演能动中介，将外部压力内化为自身管理制度，形成平台立法、组织执法的复合控制机制，其核心在于控制权与报酬义务的分离。

    研究采用参与式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获取经验材料，将国内头部财经媒体C作为田野地点。作者进行了为期八个月的田野调查，深度参与从选题策划、稿件包装、多平台分发到数据复盘的劳动全过程。这一“局内人”角色，使其得以近距离观察劳动者与平台技术物的微观互动，并捕捉那些难以言明的关系。通过阅读这篇论文，并带着与研究方法相关的知识，我更深刻的理解了深度访谈、田野调查等方法。

    文章指出，平台无法实施直接的人事惩戒，它的奖惩对象首先是媒体机构账号，流量扶持、榜单荣誉是吸引机构的 “胡萝卜”，账号降权、内容边缘化则是带来生存焦虑的 “大棒”。媒体机构在行业竞争压力之下，又对内部人员进行考核、设立奖惩制度，从而劳动者无法仅靠个人主观意志来发布作品。不过劳动者并非完全被动服从，会出现洗稿伪原创的规则套利。然而，各种看似反抗、博弈、自愿参与的行为，最终并没有动摇平台的主导地位，劳动者无论反抗、协商或是顺从，实际上都进一步承认了平台的规则制定权。平台的劳动控制已经出现从“生产的政治”转向“政治的生产”。控制重心变为宏观规则制定，平台凭借可见性分配权实现隐蔽支配。

    当新闻生产越来越依附外部平台技术，新闻业自身立足的根基何在，是新闻从业者与学界都需要持续思考的命题。

——2026级硕士 赵婷婷

    本周我阅读了Cornelia Vismann老师的《图像与法律：一段紧张的关系》。文章探讨了法律与图像之间长期存在的紧张关系。作者指出，法律人天生对图像抱有怀疑与恐惧，其根本原因在于两者核心诉求的冲突：法律的使命是建立秩序，而秩序依赖于确定性与单一语义；但图像天生具有“多义性”，随时可能解构既定的秩序结构。只要图像无法被赋予唯一确定的含义，它就无法成为支撑法律秩序的坚实基石。

    尽管法律害怕图像，但抽象的法律又必须依赖图像来获得可见性与权威。法国法律史学家皮埃尔·勒让德提出了一套精妙的理论来解释这一悖论，可被概括为以下几个关键点。其一是被禁图像与空白屏幕：法律通过设立“不可被凡人直视、不可被随意篡改”的终极权威（即被禁图像），将其隐藏起来。这种由禁令创造的“空白”与神秘感，反而赋予了法律自身可见性与神圣性。其二是文字统摄图像：从中世纪法学家巴托鲁斯试图用法律编码规范纹章颜色，到16—17世纪的“徽章”传统，法律人一贯的策略是通过修辞学和文字框架来驯化图像。文字与图像之间产生张力，使图像变得可读且服从于法律的理性逻辑。其三是以禁令作为纽带：法律最直接的表达形式其实是“禁止”。正是禁令，构成了法律与图像领域之间最核心的纽带。

    然后作者谈及数字时代的危机，指出了当代数字技术对这套古典机制的毁灭性冲击：首先是权威的消解：除梵蒂冈等极少数特例，现代社会作为秩序基础的“被禁图像”已经缺席。当下的图像虽然泛滥，却不再依附于任何神圣的图像权力。现在的“禁令”往往只是事后的法律制裁，无法永久支撑秩序。其次是认证体系的崩溃：数字图像动摇了过去两百年来行之有效的来源、作者身份等法律认证技术。数字媒介的虚拟性与易篡改性，使得“眼见不再为实”。最后是徒劳的“筑坝”尝试：面对从天而降的数字图像洪流，法律人试图用传统的“数字签名”或“数字水印”来筑坝拦截。作者尖锐地批评这种做法不仅缺乏想象力，而且是在乞求数字媒体的运作机制，根本无法应对技术所带来的根本性断裂。

    基于危机，作者提出了两条可能的理论路径：一条是媒介理论路径：关注从模拟到数字的媒介历史断裂，分析数字媒介如何从根本上瓦解法律的分类体系，如公共与私人的界限。另一条是法律史传统路径：延续法律悠久的图像传统，以“徽章式”的训练视角重新观看当代图像。这种视角不仅关注图像的辅助功能，更致力于揭示法律在图像中的自我呈现方式。

    本文打破了“法律是纯粹文字理性”的刻板印象，揭示了法律运作中所隐秘的视觉维度。勒让德关于“通过隐藏来获得可见性”的论述极具启发性。而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泛滥、Deepfake技术日益逼真的今天，本文的预言就尤为深刻：当一切图像都可以被轻易伪造时，法律面临的不仅是证据审查的技术难题，更是整个权威表征体系的信任危机。法律如果不能能正视媒介技术的底层逻辑，单靠修补传统的认证工具，其结果就是无法在数字洪流中重建秩序。

——2026级博士 杨扬

    本周我阅读了肖珺、张琪云老师的《“世界性”的生成：中国动画电影海外观众跨文化接受中的积极共情》，该论文发表在期刊《新闻与传播评论》2026年第5期。论文的核心问题是，海外观众在观看《哪吒之魔童闹海》（以下简称《哪吒 2》）时产生了哪些积极情感与共情，这些体验如何层层深入为自我超越，又如何推动中华文化在跨文化接受中生成“世界性”。

    截至2025年10月，《哪吒2》全球总票房达159亿元，海外票房超3亿美元，烂番茄普通观众与专业影评人好评率分别为98%和91%，构成中国动画电影跨文化传播的“媒介事件”。在此基础上，作者搭建“积极情感—积极共情—自我超越”的框架，并采用深度访谈与文本分析的方法进行分析。访谈覆盖13个国家的18位外籍观众，另对1185条烂番茄评论和40段电影画面编码，积极与消极语料占比为94%和6%。作者并未回避后者，提及打斗残酷、基调突兀等批评，以及影片在印度市场的遇冷。

    研究发现沿三条线索展开。一是十类积极情感，以感兴趣的、兴奋的、欣喜的等为主。二是五类积极共情：英雄观共情，海外观众从“我命由我不由天”读出抗争精神，并认同其个人奋斗与集体主义的融合。亲情与友情共情，母子深情、哪吒与敖丙的友谊令多国观众落泪。艺术共情，陈塘关大战等动作场面被拿来与《功夫熊猫》《指环王》相较；多感官沉浸共情，呼麦、杭盖乐队与管弦乐交织出陌生的听觉体验，以及幽默共情。三是自我超越的四个层面。个体内部的信念成长、人际关系的重新联结、时间维度上过去现在未来的重置，以及超个人层面借莲花化身等东方生死哲学展开的生命意义思考。论文最后援引奥尔蒂斯的“文化互化”概念，“世界性”不是文化独占，而是以媒介为中介的相互映照，积极共情使海外观众不再把“我的文化”视为差异性标识，陌生文化由此在互照中生成世界性的意义世界。

    我认为这篇论文最大的亮点，是把心理学的“自我超越”系统引入电影海外受众分析，让“世界性”这一宏大概念落实为可观察、可编码的心理过程，为国际传播研究打开了情感研究的新入口。其次，方法设计扎实，访谈、评论与电影文本互证，画面编码精确到时间码，质性判断与情感频次相互支撑，又主动交代6%的消极评价和印度市场的失效案例，为结论划出了可信边界。第三，论文没有把文化走出去写成单向输出，而是强调对话与互化，提示跨文化传播的关键在于寻找共同参与的意义结构，对讲好中国故事具有现实参考价值。论文坦言质性样本有限、有待量化检验，这一反思反而让其结论更可信赖。

——2025级硕士 冯永杰

    本周我阅读了谢沁露老师的《从空间转向到空间媒介化：媒介地理学在西方的兴起与发展》，原文刊载于《现代传播》2018 年第 2 期。

    文章以文献梳理的方式系统展现了媒介地理学这一跨学科领域从 20 世纪中期到 21 世纪初的发展脉络。作者指出，媒介地理学是媒体与传播研究、新文化地理学在空间转向思潮下交叉融合的产物，经历了从多学科空间转向下的跨域交叉研究，到当前空间媒介化研究的历史轨迹。文章还追溯了这一转向思想渊源，英尼斯在《传播的偏向》中提出媒介在时间和空间上对社会组织产生决定性影响，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阐释了空间问题，福柯则以“其他的空间”演讲宣告了空间时代的到来。在此基础上，作者梳理了地理学家们的早期探索。海格斯特兰德以创新扩散理论实证研究传播的空间关系，段义孚以“恋地情结”的概念揭示人与地方之间的情感联系，雷尔夫在《地方与无地方性》中强调第一手经验对地方的决定性意义。80 年代中期以后，伯吉斯与戈尔德编写的《地理、媒体和流行文化》成为第一部明确指向该主题的著作，美国电影地理学与莫利的民族志受众研究相继兴起。到了90 年代，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索杰的“第三空间”、莫利与罗宾斯提出的“解域化”“再地方化”等概念进一步深化了媒介与空间关系的理论探讨。文章最终将媒介地理学的核心问题概括为媒介的空间生产与空间的媒介化解释，指出研究重心正从以大众媒体为中心的空间转向，转向以环境、景观、地方、情感等非媒体为中心的媒介所呈现的空间媒介化。

    通过这篇文章我对于媒介地理学的理论脉络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对我而言最有启发的是“空间媒介化”这一概念，它意味着传播流通中的空间与地方不再仅仅是媒介生产出来的内容，而是本身就能作为媒介来执行生产和传播的功能。在城市传播的过程中，重庆的 8D 魔幻地形、洪崖洞的夜景、穿楼而过的轻轨，这些符号既是城市文化的载体，又是能动地参与城市形象建构的媒介。段义孚的恋地情结与地方感概念则提醒我在考察城市传播时不应只关注影像文本与流量数据，还要关注人与地方之间的情感联结。文章还提到了“空间的不平等与威胁”的警示，隐私监控、公共空间衰落、时空扭曲可能会削弱地方身份感，例如除了被算法选中的网红打卡点，大量日常的城市空间在媒介化过程中可能会被隐藏，因此当城市空间被媒介化和符号化的时候，我们在享受“空间媒介化”带来的传播红利的同时，还要尊重地方的本体特征与公共价值。

——2025级硕士 高颖晖

    本周我阅读了管洪老师2025年发表于《中国记者》第8期的《“天空媒体”赋能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创新实践——以“魅力重庆”无人机灯光秀展演为例》。该文以重庆无人机灯光秀常态化展演为个案，探讨文化赋能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

    文章的核心贡献在于提出“天空媒体”这一概念，并建构了“文化治理三角模型”。既有研究多将无人机灯光秀视为文旅营销或视觉奇观，本文则将其提升为一种治理媒介，从三个维度展开论证：其一，在体制创新层面，项目由市委宣传部统筹，设立指挥部下设导演部、执飞部、灯光部、安保部，形成覆盖空域、水运、气象、交通等领域的“四维治理共同体”，仅飞行报备就须提前36小时、1小时两次向16个部门确认协调，推动政府角色从“行政主导者”向“统筹协调者”转型；其二，在科技赋能层面，北斗高精度定位、分布式集群控制与3D建模技术支撑11787架无人机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同时建立“巴渝文化元素库”，将黄葛树、山茶花、三峡夔门等符号作数字化转译，实现文化符号的现代编码；其三，在价值共创层面，项目以零财政投入撬动市场化运营，通过“我为重庆写脚本”征集平台开创PGC与UGC融合模式，使市民从文化消费者转变为治理参与者，形成“品牌植入—商业反哺—文化传播”的闭环。

    作者将“多元共治”“价值共创”等治理理论落地于具体的城市传播实践，揭示出超大城市治理从刚性“风险管控”向柔性“魅力生长”的范式蝶变；同时把主流媒体的功能跃迁概括为从“内容生产者”向“社会连接器”的转型，为理解媒体融合与城市治理的耦合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这提示我：城市传播研究不应止步于形象展示的表层，而应追问媒介实践如何嵌入治理结构、重构主体关系。

——2025级硕士 李驻

    本周我读了梁芷茵老师的《媒介仪式视角下“网红地打卡”现象分析——以广州东山口为例》为中心。这篇论文以广州东山口为案例，用库尔德里“媒介仪式”与“媒介朝觐”理论分析“网红地打卡”现象。我主要重点分析了这篇论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

    论文采用参与式观察、半结构访谈与平台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访谈对象为10位曾受社交媒体驱动、在东山口有2次以上打卡经历的受访者，以语音访谈为主，每次40分钟以上。样本覆盖学生、自媒体博主、公司职员、自由职业者等不同身份，考虑到了打卡频次和职业差异。平台文本方面，作者在小红书以“东山口”“广州东山口”“东山口打卡”为关键词，按“最热”排序选取前50名笔记，分析正文、图片和用户评论。我发现这样的设计有两层好处：访谈材料捕捉打卡者的动机、身体体验和事后解释，笔记与评论材料则呈现平台上的公开叙事和互动反馈，二者可以相互印证。论文还引入“身体芭蕾”“地方芭蕾”等概念解释打卡行为的模板化，使经验材料与理论概念之间衔接较紧。

    不过，方法也有可讨论之处。10位受访者属于小样本质性研究，虽能提供深度材料，但难以覆盖更广泛的打卡群体；访谈对象由线上线下招募，可能存在“愿意表达者”偏差；小红书“最热”前50篇笔记偏向高热度内容，可能被平台算法中介，边缘或失败打卡经验相对不足。若补充未打卡者、到访后失望者或本地居民的对照材料，结论会更立体。

    论文的核心发现是，“网红地打卡”并非单向的“媒介宣传后用户到场”，而是一个反复循环的过程。媒介通过叙事赋予地方“潮流”“高颜值”等关键词；打卡者受想象与憧憬驱动前往线下，按照平台提供的穿搭、角度、滤镜等“标准化”流程完成具身实践；随后通过定位、发笔记、晒照片进行线上反馈，推动网红地的空间再生产。

    在此基础上，论文将媒介朝觐拆为三个环节：想象与憧憬的驱动、仪式化的具身实践、个体朝觐经历反馈。作者还指出，打卡行为高度模板化，地方景观逐渐沦为拍照背景板，打卡者追求的是“我曾来过”的证明，而非真正融入地方。另一个有价值的发展是：受访者承认实地体验与媒介印象有出入，但不完美部分不会被发布，只留下值得晒朋友圈的精致人设。论文进一步还从平台权力、数字劳动和消费符号角度反思，认为用户打卡为平台和商家生产内容与数据，却处于资本逻辑的遮蔽之下。

    总体而言，这篇论文的研究方法胜在线上线下材料互证，研究成果胜在把“打卡”从动机描述推进到仪式的循环性与对平台资本逻辑的批判。同时又存在一定局限，比如样本与平台材料的代表性有限，但作为质性研究，它较好地完成了解释现象的任务。

——2025级硕士 梁馨月

    本周我阅读了管成云老师2025年发表于《国际新闻界》第4期的《从嵌入到脱嵌：网络社会平台化转型中的乡村网吧》。该文以湖北省公安县藕镇乡村网吧从兴盛到衰落的历史变迁为个案，探讨移动互联网技术迭代与平台化转型对乡村社会及媒介基础设施的影响。

    文章的核心贡献在于将“嵌入”与“脱嵌”理论引入乡村媒介基础设施研究，并提出乡村网吧的“三重脱嵌”机制。作者通过田野重访，对比网吧在不同互联网发展阶段的生存状态，揭示其兴衰背后的社会结构变化。在网吧兴盛时期，其主要嵌入三个层面：其一，在国家治理层面，乡村网吧虽然处于基层监管的灰色地带，但实际上承担着农村互联网接入基础设施的功能；其二，在社区生活层面，网吧不仅是村民获取信息、学习计算机技能的场所，也是留守老人通过QQ视频与外出务工子女维系情感联系的重要空间；其三，在市场层面，《魔兽世界》《穿越火线》《英雄联盟》等网络游戏为网吧带来稳定客流，支撑其经营发展。而随着4G网络普及，网吧逐渐经历三重脱嵌：智能手机和微信取代了网吧原有的社交与信息获取功能；手游兴起改变了网络游戏市场格局，削弱了PC端游戏的竞争力；人脸识别等数字化治理技术的应用，则进一步压缩了乡村网吧原有的灰色经营空间。与此同时，乡村网吧受限于转型成本高、消费能力不足等因素，难以升级为电竞馆，最终逐渐退出乡村社会。

    作者将媒介基础设施研究与社会嵌入理论相结合，不再将网吧衰落简单归因于智能手机对电脑的技术替代，而是从国家治理、市场结构与社区生活三个维度，揭示媒介技术变迁背后的社会关系重构，并提出乡村网吧具有鲜明的“过渡性”。这提示我：媒介技术的更迭不仅是传播工具和使用终端的更新，也意味着社会需求、市场逻辑与治理方式的同步变化。新闻传播研究不应仅关注新媒介如何取代旧媒介，更应关注媒介如何嵌入社会结构，以及技术变迁如何重塑人与媒介、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2026级硕士 李佳轩